红枣是我国的特产，主要分布在北纬23°——24.5°，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及河南的北部一带。大枣由野生酸枣进化而来，其最大特点是适应性强，耐旱、耐寒、耐瘠薄、耐盐碱，对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要求不高。加之栽培简单、结果早、见效快而又营养价值、药用价值、食疗价值三者兼具，既是备受富贵人家欢迎的高级驻颜益寿食品，又是贫贱人家度荒的救命果。黄土高原的土壤、气候条件宜于其生长优化，成为脱贫致富的最佳经济作物。陕北红枣以其质优、价廉、品种丰富而又成本低，始终是向世界各国出口的首要经济食物。红枣与陕北人相依为命的关系形成了浓烈的以生殖、生命为中心的陕北红枣文化。

一、在婚礼和生育中红枣是种族蕃衍、生殖崇拜的象征符号

在人类的生活中，男女通过婚媾而和合，它既是生理本能的需要，又因此而生儿育女，使种族得以繁衍和延续。人们在人生最隆重的婚礼仪式中，找到了最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象征性植物果实——红枣。所以红枣以一种无可替代的“道具”的身份体面地成为贯穿婚仪全过程的红线。枣树的自然属性是早结果——当年产枣；结果时间长——百年以上，有的竟达千年以上；结果繁——一树可产数百上千斤。因此，早生子、多生子功能的观念在人们意识中沉淀下来，并集中地体现在婚俗的极广泛的领域。究其原因，盖出于人类婚姻的初衷是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以便种族能在地球上得以延续，其本???的成份中逐渐增加了自觉的成份。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心态，“枣子”就成为“早子”的一种象征符号。而“早子”的前提是以男女和合的婚姻为物质基础的。所以，“早子”首先就体现在婚礼仪式的各种程序中。陕北独钟于此，更较其他各地浓烈，亦不无与陕北盛产红枣有关。

1、订婚（纳吉）时“以枣为塞”、馈枣。订婚时，“男家遣媒送酒盈樽，以枣为塞，俗呼‘定婚’”。①同时，男方还要赠两袋红枣和二十六个大红枣果馅。果馅赠两个媒人各八个，女家十个，女家再退回两个以示“礼尚往来”。女家留之八个再分赠亲戚邻里品尝，以示女儿“有主儿了”。这也就是《米脂县志》所载的男家“备簪珥、米麦、枣豆、酒肉各物送往女家，曰‘定亲’（俗称‘带环儿’）”。②

2、请期（送期）时馈枣二斗。“婚期有日，择吉具米、麦、枣、豆八斗，水礼八色，雄雌鸡、鸭各一对，并簪环、衣服数事（丰俭称家有无）……，名曰‘送期’。”③“八斗”民间称“八个斗”，其中有红枣二斗，县志中所言“丰俭称家有无”是指贫者可讲定减半为四斗，俗称“四个斗”，其中有红枣一斗。

3、拉枣枝及《拉枣歌》。陕北南部地区，在婚礼仪式中讲究“拉枣枝”。“拉枣枝”涉及到如下方面：一是道具。道具有两件：一件是事先准备好的成熟落叶的酸枣枝，长数尺，尖刺上扎（“栽”）满红枣、核桃和面兔儿；另一件是新缚的扫帚，扫帚上绕满五色纸条。二是角色。角色由新郎的姑夫、姐夫或其他同辈中口齿伶俐且与新郎、新娘有戏谑、调侃角色关系的人担任，起码得把《拉枣枝歌》背得滚瓜烂熟，如能在此基础上即兴发挥则更好???三是《拉枣枝歌》。这是一种兼具婚礼仪式程序、求吉利、带戏耍的歌词，无谱而诵。这就是抗战时期语言学家黎锦熙教授总纂的《洛川县志》中所说的“一善口技者，手持枣刺一根，悬满果实之类，高声朗唱《拉枣歌》”者，并定名为“喜歌”，长达句。黎锦熙教授又把它分为缚轿、新媳妇到门、招待送女客、新妇下轿进门、拜天地、入洞房揭盖头、踩四角等几部分。歌词中有叙述，有描写，亦有调侃，但实体则是以“枣（早）枝（子）”为中心说吉利话。同时还是仪式的程序，即仪式进行到什么程序，念什么词。四是程序。拉枣枝者头戴黑缎瓜皮帽，身着长袍，左手持枣枝，右手持扫帚，只等新娘轿子一到，按词面对新妇且念且退。直至进大门、拜天地、入洞房、踩四角。最后则端端正正地把枣枝和扫帚栽在炕的两角，正式婚礼即告完成。

拉枣枝歌的全部意义在于以枣枝以及上头扎的红枣和核桃为中心架构生育和生殖蕃衍观念。因内容特别丰富，兹录与枣有关者如下：

枣枝头起（上头）栽枣儿，伢（“人家”二字反切）娃穿个红袄儿，枣枝头起栽兔儿，伢娃穿个红裤儿。枣枝头起栽核桃，两口见面不圪叨（吵嘴）。枣枝头起栽花儿，嘻嘻哈哈一家儿。今年拉枣枝，明年生个胖小子。枣枝一扌兑(shuì)，要下一堆；枣枝一掸，要下一院。

在入洞房后，按规定程序，新郎要穿上新娘做的新鞋在炕上走一圈，谓之“踩四角”。踩四角时，拉枣枝者同时朗声高诵：

上了炕，踏四角，踏了四角儿女多。

而这踩四角与枣的密切关系在于炕席下面四角和正中各压着两颗红枣和两颗核桃，这是新郎踩四角的真正用意。

4、老者“撒汉豆”。陕北在婚仪中有“撒汉豆”之风。即由一子孙满堂的老者手执一只升子，内中装满栗子、核桃、红枣、糖果、钱币、谷草节节之属，于新妇行进中望门边撒边念：“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这一风俗在古代叫作“撒谷豆”，《东京梦华录》记述了东京汴梁的“撒谷豆”，可见这在宋代就很盛行。

5、公公隔窗抛枣。新婚夜新郎新娘入睡以后，由公公肩搭褡裢，一手持笤帚或扫帚，一手拄擀面杖，边走边念：

骑扫笤，拄擀杖，有的儿女都赶上。养小子，要好的，养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

走至洞房前，把褡裢内的红枣、核桃、儿女馍馍从窗眼掷向炕头，供新人摸黑抢食，同时继续念叨：

双双核桃双双枣，双双儿女来得早。男夹个核桃女夹个枣，双双儿女满炕跑。坐下一板凳，站起一格楞（一摊）。

生的儿女象用擀杖赶，用扫帚、笤帚扫一样多，都是企盼儿女或种子绵绵不绝的一种祈求行为，而且明白无误地向世人宣示：必须讨得两种人体形象的东西，即两股间夹着像核桃的男孩和两股间夹着像红枣的女孩。因为陕北群众把男孩阳物称为“鸡鸡”、“雀雀”或“牛牛”，将其有褶皱的阴囊和睾丸形象地戏称为核桃；而红枣的剖面又寓为女阴。如此，则明显地表明，一切红枣和核桃均作为生殖崇拜的对象而成为生殖器官的偶像了。

6、枣、栗奉公婆。陕北俗谚：“大脚媳妇还不见婆婆咧！”说明新媳妇见公婆是婚礼仪式重要的一环。初见公婆的见面礼就是红枣和栗子。“其明日，婿妇见庙，妇执枣栗见舅，暇修见姑。”④说明这一仪式在陕西源远流长，正合于《仪礼·士昏礼》“妇贽舅用枣栗”的具体规定。这里的“舅”就是对媳妇而言的公公。古时解释，“枣，早也；栗，肃也”。其本义仍为借“枣子”以谐“早子”；陕北民间对“栗”的直白解释就是“栗子”即“立子”。所以“枣栗”体现的是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变到父系氏族社会以男性姓氏为中心的为本宗传宗接代的繁衍体系。向公婆献枣栗，是一种早生儿子的承诺。可见枣子作为见面礼含义之深了。

7、回门搅枣。回门，婆婆把红枣、核桃倒入新娘的箱柜里，边拨拉边说：“一搅两搅，儿多女少。搅得乱乱的，生得花花的。”直接把此两物视为儿女了，而且规划了比例：既要儿女双全，还要儿多于女。

生殖崇拜实际上是一种极坦诚、裸露的崇拜，在原始初民看来，这是最当要的，也不像以后的羞涩和遮掩。实际的思维流程是“生殖崇拜的最初阶段是对生殖器崇拜，生殖器崇拜的表现是对生殖器象征物的崇拜，其深层涵义是祈望生殖繁盛，亦即解决人口问题”。⑤以此理解红枣以至核桃作为生殖器象征物的明确指归就很明白了。

二、红枣是生命的象征符号

人类早期对生命的认识是心和血。心被认为是人的思想库和血库，而从心中流向血管的血则被认为是生命的源泉。血的颜色——红，又被认为是人得以活命的吉祥色。如此，红枣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生命的象征符号了，而完成这种转换的关键女神是西王母。

红枣还与中国的女神西王母有了必然的联系。首先是枣的品种中就有西王母枣。晋代的华林园内有“枣六十二株，王母枣十四株。”《邺中记》云：“石虎苑中有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广志》云：“西王母枣大如李核，三月熟。”《西京杂记》中记载了上林苑中“弱枝枣，西王母棠枣，青花枣，赤心枣……”。这就赋予红枣以不同寻常的“仙”气。人们不知此名之涵义，以为是普通的一个枣子的品种。其实，西王母在陕北民间风物传说中就有，来头是不小的。

西王母，这是一位特定历史时段特定的人和特定的神。关于西王母，《山海经》曾几次提到，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由此可见，这是一个神、人、兽三者合一的特定体。而实际上，她是一个人或一个人群的代表。《史记》上说周穆王“西巡守，见西王母，乐之忘归”。《括地志》和今本《竹书纪年》也有类似的记载。由此可以见出，西王母实为今甘肃、青海一带的部族首领，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早在西周就与中原有交往。这是人的一面。而作为“兽”的一面，则因其身着奇装异服，经夸张而成。但更重要的是，西王母作为女性神而成为半人半神的怪神。其虎、豹等形象实为此一部族作为动物崇拜和图腾崇拜之保护神。东汉末，道教兴起，被拉入道教神仙而成为天界女仙领袖。

西王母由狩猎神转而为女神，主管上天的灾厉和五刑残杀之气，生亦由之，死亦由之，从反面说明她是生命之神。同时，西王母左右侍者中有两位送子女侍，两位祈子平安女侍，两位豆疹女侍。六位均为民间祈子并保佑平安的女神。而关于西王母的掌故，主要还是她掌管着不死之药。《淮南子·览冥训》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女亘娥窃??奔月。”是说嫦娥因偷吃了不死之药而飞升进入月宫的。如此，则西王母主要的职司是主管生命的诞生——诞生前“送子”，诞生时快生、顺利生产，诞生后新生儿无病无灾又可以长寿不死，飞升为仙。如此形成人口生产的一个完整的系列。而这与红枣都有联系。《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入王母池·第十一》就记有蟠桃入池化为小儿，小儿又化为乳枣，乳枣再化为人参的故事。说明蟠桃＝乳枣＝人参，同为延年益寿的水果和滋补药品，也是西王母手中的三件法宝。

正因为红枣和西王母有了联系，而且赋予了红枣从延年益寿到致仙飞升的功能，所以人们以“西王母”人名命名为枣名就不足为奇了。

在陕北盛产红枣的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延川一带，还有个关于红枣和西王母的传说。说枣本为天界仙果，西王母派金童玉女持两颗仙枣到人间犒赏治水有功的禹王。金童玉女不经诱惑，半路上偷吃了仙枣。西王母盛怒之下便把他们变成两颗枣核打下凡间。金童变成了长枣，玉女变成了团枣。从此世上便有了枣。可这时的枣虽香甜可口，却只能由青变白，色气不好。一次王母娘娘想到人间看看，巡至黄河周边便闻出一股沁人心脾的枣香，循味来到一片枣林。王母娘娘顺手摘枣，不慎枣刺刺破了手指，殷红的血滴到枣儿上。从此，白枣便变成了红枣——是王母娘娘的指血染红的。而王母娘娘的血为仙精所在，所以红枣便有了治病、保健和驻颜长寿的功能。

因为红枣具有了致仙功能，所以食枣能致仙的传闻在历史上就很多。比如：《贾子说林》上说，“昔人得安期大枣，在大河之南，煮三日始熟，香闻十里。死者生，病者起。其人食之，白日上升。”《舆地纪胜》也说：“仙枣亭，故址在（鄂州）南楼西。旧传亭前枣大，未??实，一岁忽有实如瓜，太守命人吏采而进，小吏辄啖之，遂仙去。”实际上，这是把枣作为图腾而崇拜，基于此而生发了食枣成仙飞升的心理理念。

这个传说具有非常深刻的涵义。

一、它把大枣与西王母联系起来，说明红枣之所以身价百倍，是和人们对红枣的图腾崇拜有关。指认红枣为神物、圣物，说明红枣确为人间的“衣食父母”，对人恩惠有加。

二、把大枣之红与西王母血联系起来，说明了人们对红色的认识。红是营养的象征，血是生命之维系。其根本在于红是血的象征符号，因为血也是红的，血是生命的活跃，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本保证。所以也是对血的一种感谢和崇拜。

三、红枣被人们推崇的物质基础

枣之大行其道，与我国长达七千年的培育历史和极其丰富的的品种有关。这自然是因为其食用价值、药用价值高，人们出于功利目的精心培育的结果。

枣和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七十年代，在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挖掘出碳化枣核和干枣，距今已有±80年的历史；距今六千年的西安半坡遗址中也挖掘出碳化枣核。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前，我国北方有大量的红枣栽培。记载农事活动的《诗经·七月》中就有“八月剥枣”之句。剥枣，就是扑枣，打枣，说的是收获枣的情景。可见收获枣的果实不但已成为一种物候记载的标志，而且也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农事活动。

我国古代大枣的品种和名目已经相当丰富了。据不完全统计，《齐民要术》汇总《尔雅》、《广志》、《邺中记》、《抱朴子》、《吴氏本草》、《西京杂记》、《居闲赋》诸文献所列枣之名目46种。加上《齐民要术》直接提到的3种，如此林林总总，枣之品种和名目共达49种之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经不断优化，目下已达余种。陕北地处晋陕峡谷西岸，由于十年九旱，成为全国少有的贫困地区，人们仰赖红枣的程度更大，在适于大枣生长的土质、气候条件和人们主观上精心培育、悉心呵护的环境中，陕北成为红枣的主要产地。在众多的优良品种中，陕北有绥德团枣和木枣、延川狗头枣、清涧牛奶头脆枣、神木醋枣等七八个优良品种。佳县黑油枣和引进的运城相枣的出干率竟达53－55%。

陕北为红枣之大宝库，还可以从村名看出来。据对陕北23个县、区的不完全统计，带“枣”字村名就有个。以“枣——林”结构命名的21个，叫“枣林”者有4个，叫“枣林子”的5个，叫“枣林沟”的5个；以“枣——坪”结构命名的有9个类型、14个村庄，叫“枣坪”的达5个；以“枣——湾”结构命名的就有23个，叫“枣湾”的竟有15个之多；叫“枣园”的有6个，延安市的枣园盛产红枣，以毛泽东长期居住过而名闻天下。这说明，红枣产地集中于黄河沿岸及陕北中部黄土沟壑原区一带；也说明正是这块土壤瘠薄地区正宜于栽植枣树，这里的芸芸众生更需要红枣充饥，赖以养家糊口。

红枣也和黄河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陕北有一个流传久远的风物传说。说红枣是有灵性之物，枣树也是有灵性之树。红枣产量高不高，果肉甜不甜、香不香，完全取决于枣树是否能够听到黄河水的吼声。凡是能听到黄河水吼声的枣树结的枣必然质量高。而普遍认为黄河水声声闻三十里，所以沿黄河一带的府谷、神木、佳县、缓德、吴堡、清涧、延川一带的枣更加闻名于世。这似乎有些夸大，但从陕北的纬度、黄土土质、通风、向阳，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自然条件和人们养务红枣的传统技术条件考察，陕北确实具备了生产优质红枣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

说红枣包治百病不为妄言。《神农本草经》和《本草备要》上都说红枣“久服轻身长年”，“悦颜色，通九窍，缓阴血，助十二经，和百药。”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论》的例经方中，就有63例用了大枣，用枣比例达55%以上，疗治疾病面之广可见一斑。近年来经国内外科学家研究发现，红枣中因含有环磷酸腺苷和环磷鸟苷两种元素，具有抑制癌细胞生长并使癌细胞化为正常细胞的作用。这对被认为“不治之症”的癌症的治疗带来了希望。

但最根本的是红枣极丰富的营养成份使其具有了较全面的保健驻颜功能。《齐民要术》所列42种果品中，红枣??首位。经化验分析，每百克干枣含蛋白质1.5克，相当于苹果的5——10倍，每百克鲜枣含维生C毫克，相当于苹果的倍，比含量最高的辣椒还高出3倍以上，故被誉为“活维生素丸”。每百克红枣还可产生千卡的热量，可与土豆媲美。除此之外，还含有18种氨基酸和丰富的钙、磷、钾、铁等元素。所以红枣除了直接治病的药用价值外，人们更注重其食疗保健作用。故有“一日吃仨枣，终年不见老”之说。

四、泱泱大观的红枣食品工艺

作为膳食，红枣在陕北的吃法非常多，几乎可以说，岁时节日贡神、馈赠、家常便饭和度荒都能用到枣。大致说来，陕北传统大枣食品有作为工艺艺术品的贡神祈福和馈赠礼品的枣山、枣花花、枣牌牌、枣塔塔、枣囤囤、枣串串、枣蒜箅箅等十多种。纵观此类红枣工艺艺术，完全出于仪礼方面的需要，即一为敬神之礼，一为敬人之礼，以枣祀神是承其古传。《汉武帝内传》就载有：“七月七日，西王母当下，常设玉门之枣。”这是以枣祀西王母。而汉武帝在祭太一神时，祭品亦有“加醴枣脯之属”。可见，视枣为神仙食品而成为祭品至少在汉代就有了。敬神是出于祈福纳喜，辟邪驱灾、家口和睦，人丁兴旺。而在人际礼仪上，讲礼让、谦恭、厚道、好客，也有以“红”向客人祝福的意思。比如向客人赠送枣牌牌、枣串串，有类于藏族同胞向贵客献哈达，祝其吉祥如意。此类枣制品无一例外都以精心的艺术品呈献于神和人，除了功利目的之外，还具有艺术观赏价值。

红枣作为平素饮食的主要成份，以多样化丰富了陕北的饮食文化，品种和吃法也非常多。如将煮熟之红枣包入发酵面内蒸熟的枣馍；煮熟之枣去核杵成枣泥作馅的包子；烫面或死面擀薄，抹上枣泥，两扇合拢，入鏊烙熟的枣饼和枣角（枣夹子）；包入枣泥的糕点枣果馅；此外还有枣馅黄米馍、枣糕等多种。特别应提到的是以下三种：

枣焖饭　红枣和软米按一定比例入锅，文火慢煮，米、枣同时熟烂，再以木杵杵成粥状。此可为家常便饭，亦为冬除日（冬至前一日）和腊八必备的食物。除了自食之外，还要相互赠送邻里，丰裕爱好人家还要入罐保存。说吃的时间越长，表示越吉利。还要涂在枣树上，以糊住枣虫，预示来年枣繁而无虫害。

醉枣　陕北传统酿制水果之属，以酒炮制。清代学者朱彝尊说：“拣大黑枣用牙刷刷净，入月葛酒酿浸。加烧酒一小杯，贮瓶封固，经年不坏。空心啖数枚佳，出路早行尤宜，夜坐读书亦妙。”⑥陕北醉枣正用此法。

酸枣汤　这是一种特殊、希有的汤食。大枣和酸枣同时入锅熬煮成汤。甜中有酸，别有风味。而且可根据饮者嗜好加减调剂大枣和酸枣的比例，务使酸、甜比例适中。因有益于肝病患者，又具有开胃健脾作用，常被当作食疗品用之。

除以上种种，还有许多以枣为主料的饮食品。例如，枣沫糊，八宝稀饭，枣泥豆沙包子，小米红枣稀饭，八宝饭，乌黑带焦味而又能和胃的烤枣，老少咸宜的蒸枣，具有滋阴壮阳作用的煮枣，别有风味的熏枣和酒??，端午节必吃和集市上鬻卖的红枣粽子等等，均为陕北传统红枣系列食品。清涧县北方饮料公司生产的北特牌红枣汁被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确定为专用饮料，从而确立了北特枣汁在世界饮料市场上的地位。“养颜黑发汤”以红枣80克，大鱼头一个，豆腐两块，小量水煲之，当茶经常饮用，大受希冀青春常驻者的欢迎。经次试验，以陕北红枣、陕南紫阳富硒茶、牛奶三种为主要成分的奶茶大枣，⑦因具有养血、安神、开胃、健脾、防癌、补钙作用，大受饮者欢迎。这也是陕北具有多民族融合文化特征在饮食方面的突出反映。

五、红枣是救荒解困的活命果

作为扶危解困、救荒活命的红枣炒面与贫苦人家的功利需要有关。炒面之与陕北，除家常随时可作食用外的另一用途是行旅之“糇粮”即干粮。《诗经·公刘》中“乃裹糇粮”句中的“糇粮”就是干粮。炒米之作为干粮，就是《周书》所言的“糇粮”，《尚书·费誓》所说的“糗粮”。而《周礼·笾人》中又说：“羞笾之实，糗饵粉。”糗自然是炒米，饵粉为粉状物炒面，陕北的红枣炒面就是其中的一种。由此可见，作为“糇粮”和“糗粮”的炒米，作为“饵粉”的炒面早在春秋之前就有了。由于脱水彻底，便于携带，已经成为军旅征战和远足“走西口”打工的干粮了。

凡五谷，均可成炒面，尤以谷子做成的为佳。谷子舂米后的下脚料——糠，既是家畜饲料，又是贫苦人家的“主粮”。“糠菜半年粮”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正宗的炒面，是由软米或硬米磨成，以水搅拌而食；但糠亦可经炒熟后推成炒面。陕北的糠炒面是寻常人家须臾不能离的食物。俗云：“寻吃头还嫌糠散面”。“糠散面”是??人们喝稀饭时，抓一把糠炒面撒在稀饭里，为的是吃了耐饱，算是主妇对上山劳动的男人的“偏吃偏喝”。散面即糠炒面，由此可见糠炒面在陕北人生存中的作用。枣儿亦可推成炒面。而实际情况是，多数为几样混合成炒面。软米炒面带粘性，搅拌时可以把糠勉强地粘在一起；而枣，则以其营养丰富且带甜味，能携带难以下咽的糠一同下肚。“农家终岁以软黍和谷壳磨细蒸饼，俗呼‘窝窝’，食久耐饥，能久工作。”⑧这“谷壳”即糠。正因为这样，红枣每每在饥荒之年以枣糠炒面挽救了芸芸众生的性命，虽不是“锦上添花”，却算得“雪中送炭”，故在陕北又有“饥馑的糠，救命的枣”的说法。

六、作为图腾，红枣被人们崇拜

形和色的外在形象，使红枣成为生殖、生命的象征符号。其内在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又为早期人类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生存条件。所以红枣作为一种图腾，就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了。

红枣生在树上，是水果；但水份较桃、梨、苹果为小；而其营养又超过了五谷。其兼具二者之长远非其他果实可比。作为被命名为“经济食物”的大枣在一定程度上为黄河流域华夏族团和东夷族团原始先民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直到西周时代，枣的采摘与稻菽等作物一样处于同等的地位。反映农事的叙事诗《诗经·七月》“八月剥枣”句，说明打枣是八月的主要农事活动。《韩非子》记载，秦国遇灾荒，应侯曾建议秦昭襄王发王苑中枣实分与贫民。《战国策》记载：“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司马迁也说，燕地由上谷（今山西北部）至辽东郡一带有“鱼盐枣栗之饶”。处于梨耕农业较为发达的秦汉时期，枣在人们的生存中起的作用尚且如此重要，那么在以狩猎和采摘经济为主的氏族社会里，它在人们的生存中所起的作用可想而知了。由此也生发出原始先民对枣充满着感恩戴德的崇拜之情。《山海经·中山经》“美枣”一词，鲜明地表达了人们对枣的褒奖态度。

图腾崇拜的产生是原始人类现实经济生活的反映。在过着采集、狩猎和捕鱼生活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为有限，于是把能够轻易获得的食物认为是由与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神灵所恩赐的，并且视为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逐渐地由欣喜之情转变为虔诚之情、祈求之情、敬畏之情。一方面祈求这种动植物能够继续繁茂昌盛，一方面则对这种动物或植物感恩戴德，图腾崇拜的感情也就随之而生。

另外，依靠人的力量获取生存资料的氏族社会，人口生产的质量低下，各种疾病、瘟疫过早地夺取了人的生命，致使人口死亡率高而平均寿命短；采摘、狩猎活动中又有一定的伤残；部族战争中“人海战术”又必有大量伤亡。如此，则人丁众多是氏族生存的保证，也是氏族兴旺发达的标志。一些具有多子特征的动、植物几乎都被作为氏族图腾而加以崇拜。如我国西南地区一些民族崇拜葫芦；鱼在情歌中广泛地被喻用；桃也作为图腾而被一些民族崇拜，都是因为这些动、植物具有“子繁”的特征。枣不仅生命力强，而且也同样多子。因之，汉民族心理也就自然而然地对它产生崇拜。

原始初民认为自己与图腾物有着某种血缘关系，为了体现这种“血缘关系”，便一方面将自己装扮成图腾模样，如崇拜龙图腾的吴越人“纹身以象龙子”；另一方面则将由自己所崇拜的图腾名称作为自己的族称或自己的姓氏或以地名记之。这对于枣来说，也是存在的。查《辞海》“枣”条，枣的第二义项为姓，且为“???代有枣据”为例说明之。如前所述，陕北以“枣”命名的村庄，也正说明枣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大的作用。所以，以枣作为姓氏或地名记之，是红枣崇拜观念使然。由此推断，在原始初民阶段，枣作为一种图腾被崇拜确实存在过，并且对汉民族的心理留下了相应的影响。

一座城、一生情、又见疏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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